东西问丨田飞龙：俄乌战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当然，相关决策的冒进，与乌克兰“亲西方派”占据民主多数的影响力和利益联系有关，与西方势力对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精英的长期强势渗透和捆绑有关，也与乌克兰本身的反俄思潮及民粹化、“民主多数暴政”等因素有关。民主的乌克兰在文化与政治上并不成熟，其民主化过程没有催生出国际政治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以及对地缘政治风险性的判断和管理能力。 战前，俄罗斯曾以类似“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北约给出关于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法律保障文件，理由是：一方面，1990年代北约曾有明确承诺不东扩，保障俄罗斯安全，但一直没有形成书面法律文件；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民族情感、地缘安全、欧亚经济联盟计划以及与北约之间的战略平衡具有特殊且极度敏感的地位，北约接纳乌克兰并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大规模威胁性武器系统，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 但美国及北约在回复文件中并未实质性处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北约试图以模糊、拖延、欺骗及“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逼迫俄罗斯接受地缘政治的“新现实”，极度挤压和抽空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及其资源要素。这显示出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所代表的“自由帝国”(其核心是美国)之扩张毫无节制和信用，而俄罗斯“亲西方”甚至希望融入西方的“去冷战化”努力也最终宣告失败，“休克疗法”的全部药效已消失殆尽。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而只需要“支离破碎”的俄罗斯，这必然不断刺激和强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这次乌克兰战事，其政治逻辑本质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扩张性的北约“大西洋自由主义”的抵抗。这种抵抗既有着泛欧洲政治范畴内的“列强势力均衡”的历史传统与遗痕，也有着后冷战背景下寻求复兴的文明大国对美式帝国霸权的批判和斗争。仅仅以乌克兰的主权叙事加以单调的事件性分析，显然无法揭示这场战事背后的厚重历史底蕴和立场纷争的复杂性。 美国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号项目冻结，欧洲优质资本回流，欧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罗斯威胁”的名义加以更紧密的同盟体系整合，在联合国的法理斗争中将俄罗斯置于被动地位，同时启动了针对俄罗斯的最严厉的制裁计划，包括将俄罗斯踢出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 通过制造并爆破乌克兰危机，美国经济体系迎来“回血效应”，美国的民主世界领导权和霸权得到巩固。但乌克兰危机并未因此而解决，美国也并未提供建设性、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也许，危机利益的持续获取才是美国真正的“帝国理由”所在。美国毫无悬念地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制裁”决议，但北约的超限度军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军团”早已实质性启动，战事的风险性及规模在扩大。